【10】夫乾，其静也专，其动也直，是以大生焉。

《左传·桓公六年》中有一则记述：秋，大阅，简车马也。【26】而熊先生此解与郑玄最大的差别在于，他并未在此段中再分体用，而是以本体所具诸德总说。

【18】 三、易简之为道体：从《乾凿度》中的易简谈起 以上粗证了易简在《系辞》中皆贯动静，故孔、朱的解释皆有所偏。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，来知德有一新说，他将易解为造化之良知、简解为造化之良能： 易知者，一气所到，生物更无疑滞。据上述，再来反观注家对《系辞》中易简连用的解释。最后，现当代新儒家对易简的讨论可视为易简诠释的新发展，其中蕴含着超越体用论并进一步推进易简讨论的可能。而且，当合说易简被视作对生生道体的摹状时，变易与不易皆被视为易简之显，也无需强以体用分说。

29 参见《周易正义》，第5-6页。（《朱子语类》，第1880页） 乾以易知，只是说他恁地做时，不费力。儒家是主张提升情感的，但提升本身就是实践的，其目的是实现一种道德境界，提高人的情操，而不是建立一套‘超越的形上学或道德实体论。

[67] 蒙培元、郭萍：《情感与自由——蒙培元先生访谈录》，《社会科学家》2017年第4期。[18] 蒙培元：《情感与理性》，第405页。[39] 蒙培元：《情感与理性》，第412页。情爱是人所不能缺少的，也是人性的重要方面，但不能由此否定人生的更高的价值追求，即仁爱。

[31]诸子百家争鸣反映出来的是信仰自由。他说：人作为人而言，首先是有情感的动物，就是说，人是情感的存在。

因此，近代以来对社会政治自由的追求与古代的精神自由并不矛盾。其次，其次，情爱是以生理需要为基础的爱（但不等于生理需要），而仁爱则是以精神需要为基础的爱，它体现的是人的精神价值，亦即人的生命价值的超越层面的体现。蒙培元先生这样一种说法，确实讲出了诸多新意。在他看来，仁作为情感是儒学的核心内容，故仁爱可谓儒家的本体性概念。

这就是‘唯情哲学的特点。[50] 蒙培元：《情感与理性》，第256页。儒家的德性之学是理性主义的，不是非理性主义的，但在他们的学说中，所谓理性不是西方式的理智能力，而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性理，这性理又是以情感为内容的，因此，它是一种‘具体理性而非‘形式理性‘抽象理性，是‘情理而不是纯粹的理智、智性。这是意志的根本特点，是意志之所以为意志的本质规定。

……由于每个人生来就有的品质，他根据这种权利应该是他自己的主人。[59]情感何以能够往上说呢？原因在于，从逻辑角度讲，情感是理性的作用，理性是情感的本体。

理性在儒学中被称为义理、性理，属于价值理性，而价值显然与情感有关，是由情感决定的，不是由认识决定的。相造乎道者，无事而生定。

到了现代，情的含义出现了回归原始儒学含义的变化，蒙培元先生继承了这样一种变化，将情以情感情欲来解，并基于此概念而提出人是情感的存在的命题。尽管如此，在宋明时期以到清朝时期，情基本上都是在情感情欲意义下使用的。[28] [法]萨特著、周煦良等译：《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》，上海：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，第26页。四、情感与理性之关系——情感理性 上述提到情感意志理性自由为蒙培元先生的两个独到之处，其实这两个独到之处都归结为情感理性概念。他说：在有关情感问题的思考中，最大的问题也许是情感与理性的关系问题。[55] 蒙培元：《漫谈情感哲学》（下），《新视野》2001年第2期。

中国的儒家哲学则始终紧紧扣住人的情感问题，由此解决人的价值和意义问题，不能不说是对人类哲学发展的一个贡献。[25] 《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，第404页。

这两部书与‘科玄论战有直接的关系，是对论战中提出的有关情感问题的进一步发展。二是基于道德意志的自由。

例如，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有信仰自由。[15] 进入现代以后，关于情的理解出现了否定之否定式的变化——以原始儒家情为肯定，以宋明儒家为否定，否定宋明儒家而回复原始儒家则为否定之否定。

[32]鸢飞鱼跃反映的是人的自由追求。[32] 毛享传、郑玄笺、孔颖达疏、龚抗云等整理、刘家和审定：《毛诗正义》，第1006页。下面，我们对这三个概念在情感儒学建构中的含义、关系、作用分别讨论。……意志兼有一种理性的特点，因为它是普遍的，也是‘必然的，既是‘本然，又是‘必然，既是‘自然，又是‘当然，与‘天地之德合而为一，因此可‘上下与天地同流。

情感之无束无拘无系缚，就是真正的自由，只有在‘自然中才能实现。蒙培元先生的意思是，由精神自由可以开出社会政治自由。

[12] 由上述所引可见，葛瑞汉的这一观点并不正确，而不正确的原因有二：其一，原始儒家文献已经表明，情最初即有两义，情感情欲之义本来就存在，而不是到宋明时期才有。如：如能用寄迹山水间，去来自由，自此至彼，数千里坦途计日可到，然亦不敢必，盖行止非人所能。

我们只能说，由理知来完成性情，却不能说由性情来完成理知。或者干脆说，自由不属于认识范畴，而是属于意志范畴。

……因此，意志自由的问题便直接与人的性情相联系，也同自然目的相联系，也就是说，是在‘天人合一的模式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。不过，稍晚些的袁家骅和朱谦之则就情进行直接理论建构，提出了唯情哲学理论体系。[8] 赵岐注、孙奭疏、廖名春等整理、钱逊审定：《孟子注疏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（下同），第149-150页。……孔子那个时代，确实自由得多，叶公可以选择‘法，为了维护‘法而告发父亲。

它不同于道德意志之自由，却是一种非常宝贵的精神自由。[47]这里，蒙培元先生认为，自由不是与认识相连的问题，而是与意志相连的问题。

这样，情感与意志就建立起联系，遂有了情感意志的概念。这当然不是现代人所说的个人自由、社会自由，而是道德上的意志自由。

[61] 蒙培元：《情感与理性》，第310-342页。《尚书》全篇仅有一个情字：呜呼。